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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農風
　　

“神農之后，隨之大賢”。這是唐代大詩人李白對季梁的贊譽。
　　隨州是炎帝神農故里。5000多年前，炎帝神農帶領族人在烈山艱難而執著地耕種，燒山的火把點燃了中華文明的第一縷曙光。他與黃帝一起被尊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，被世代炎黃子孫敬仰祭拜。
　　將季梁與神農相提并論，可見季梁在李白心目中的位置。季梁何許人也？
　　西周初期，隨州封國為隨。季梁是東周春秋時期隨國大夫，著名的政治家、軍事家和思想家。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“民為神主”的思想，被譽為中國民本思想第一人。
　　《左傳·桓公六年》所載季梁與隨侯對話時說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。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”。認為君要民擁戴，必須忠民利民。此外，他還提出“修政而親兄弟之國”的政治主張，即對內修整國家政治，對外與兄弟國家親善，以及“避實擊虛”的軍事策略，使隨國成為“漢東大國”。這為后世外交和軍事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。
　　禮序乾坤，樂和天地。中國是禮儀之邦，法治之外注重以德治天下，以禮樂來建立秩序、促進和諧。禮樂文明是中國自先秦以來三千多年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之一。
　　季梁“民為神主”的思想，開中國民本學說之先河，對中國進入奴隸社會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天命神權思想進行大膽否定，構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源頭。如孟子的“民貴君輕”思想，荀子的“民水君舟”論等無不源于季梁的民本哲學。
　　中華禮樂文明自周公制禮作樂和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以來，作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，不斷地寫進國人的心靈，塑造著各個時代的文化特質。
　　民本思想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思想的主流思想，其中一些德治仁政、愛民利民順民的思想，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史料。但我國古代民本思想是出于維護國家政權長治久安的衍生品，始終沒有超出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識范疇。因此，它在理論上是民為邦本，現實上卻是專制主義。它沒有形成一種理論體系，也沒有形成一種制度，只是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存在于統治者的頭腦中，其推行需要圣賢在位以及與德治主義相配合。傳統民本思想的局限性在于：有“民有”“民享”，但并沒有治權在民，以人民為主體、以人民的切身利益為出發點。
　　隨著歷史演進和文化傳承發展，當代以來，我黨提出了群眾路線、為人民服務、以人為本、以人民為中心等，無不閃耀著民本思想的光芒。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，我們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，使人民參與國家治理，真正成為了國家的主人。
　　中國學術界在研究文化傳承時，總是習慣于把目光投向學說、學派、人物。其實，比這一切更重要的是制度。制度一旦確立并被有效執行，那么一個大國的行政力量就會轉化為空間力量、時間力量和社會心理力量，使文化傳承成為一種穩定的結構。
　　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說，中國歷史上企圖成為制度的文化主張很多，但真正成為一種龐大的制度而行之全國、行之千年的，便是科舉制度。
　　科舉制的創立者是隋文帝楊堅，科舉思想肇始于隨州。隨州是隋文帝楊堅的龍潛之地，是即將誕生的隋王朝的“實驗田”。楊堅曾襲父親楊忠“隨國公”爵位，581年即位后立國號為“隋”，隋朝因隨州而得名。
　　科舉制是指中國古代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制度，本質上是一種文官選拔制度，從隋代至清末延續了1300多年，選拔出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，百萬名以上的舉人，構成中國歷代官員的基本隊伍，其中包括一大批出色的行政管理專家。
　　“朝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。科舉改善了用人制度，使得社會身份不再世襲，為寒門子弟參與國家治理開辟了通道，促進了中華文化和教育事業的發展，使中華文明越過無數次滅亡的危機而浩蕩延續。后由于其摧毀了中國文人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，導致社會畸形價值觀、官場腐敗等眾多弊端而廢止。
　　楊堅在位時除科舉制，還創立了三省六部制，這些舉措完善了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，促進了封建官僚體制的成熟，對后世國家體制產生了深遠影響。?
　　西方當時有人驚嘆，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一項偉大的制度。他們認為這一制度應該與中國古代的“四大發明”一樣，是重要的發明創造，影響了全球的用人觀，直至目前。
　　隋朝歷史雖然短暫，但其省部制與考試制度的設計，至今還在創新性使用。不僅影響了中國，而且影響了東亞（如日本），乃至于近代興起于英國的公務員制度也能看到其印記。應該說，它們是隋唐之后中國社會治理的精致制度設計之淵源。
　　因季梁和楊堅的偉大創舉，隨州成為古代治理智慧的集成地。現在，隨州文化公園內有季梁雕像，城區還有季梁街。2016年，隨州在城南智門寺原址上恢復興建了楊堅故居，以示紀念。
　　新時代的隨州，正創造性轉化、創新性發展優秀傳統文化，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，貫徹共享發展理念，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。實施城市品質提質三年行動和城市更新改造，著力補齊功能短板，建設美麗鄉村，描繪宜居宜業、精致精美的品質生活畫卷，不斷滿足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”。
　　隨州傳承制度創新基因，改革開放初期探索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，涌現出“荊楚第一包”。本世紀初，探索村級“兩票制”選舉和“兩會制”決策，成為基層民主政治的一大創舉；此外，探索機構改革的大部制、紀檢改革的派駐制、“逢四說事”的基層矛盾化解機制等，打造治理現代化的“隨州樣板”。
　　“經國序民，正其制度”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《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，對支撐“中國之治”作出了基礎性制度安排。我們要結合實際貫徹落實，并從古代治理智慧中汲取營養，不斷推進市域治理現代化，奮力建設現代化新隨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