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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勤
400
劉禮堂

鄭曉云
　

?本期嘉賓：
　?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 方勤
　?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長 劉禮堂
　?湖北大學中國長江文化研究院院長 鄭曉云
　　?一、大洪山區域在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
　　鄭曉云：大洪山雖為自然山體，但其周邊區域在地理格局中具有特殊意義 ——這里是長江與黃河兩大流域的中間紐帶，也是淮河流域的源頭之一。從文化維度審視，環大洪山區域早已超越單純的地理范疇，成為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文化樞紐。
　　作為長江流域孕育的文化符號，炎帝文化的影響力并未局限于南方，而是跨越江河，對黃河流域文明產生深遠影響，成為連接兩大流域的共同文化始祖。這一文化現象印證了環大洪山區域在溝通長江、黃河文明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——它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 “兩瀆環扣、一河流源” 之地，更是中華文明 “多元一體” 格局中，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見證。
　　方勤：從中華文明的宏觀視角來看，大洪山所處地理位置是極為重要的南北文化溝通通道。人們常提及的隨棗走廊，便是貫穿東西的文化紐帶，而大洪山則是連接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的關鍵節點。
　　在青銅時代，“金道錫行”作為銅、錫運輸的重要路線，同樣承載著南北文化交流的功能，其路徑恰好穿越了大洪山與桐柏山之間。這條通道不僅促進了青銅鑄造技術的傳播，更為人才往來與文化交融搭建了橋梁。在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進程中，大洪山長期扮演著南北文化交流重要通道的角色，對多元文化的融合與傳承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深遠意義。
　　?二、炎帝神農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
　　劉禮堂：湖北隨州與湖南炎陵縣（原酃縣）共同承擔著祭祀炎帝的文化傳統。這種多地共祭的文化現象，恰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特質的生動體現——炎帝生于湖北，葬于湖南，兩地共同承載著華夏先民對這位文化先祖的尊崇。
　　炎帝常以牛首人身的形象傳世，這一造型可追溯至距今約六千年的紅山文化，最初或與古代祭神儀式相關。此后，《史記》《后漢書》《太平御覽》等典籍均對炎帝有所記載，進一步鞏固了其作為中華文明始祖符號與部落代稱的地位。傳說炎帝世系延續八代，其活動范圍主要分布于長江流域，由此形成的炎帝文化，成為南方長江文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　　炎帝神農對中醫藥學的發展作出了卓越且深遠的貢獻，被尊為中醫藥領域的先驅，后世亦尊稱其為“藥王”，其為后世中醫藥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　　鄭曉云：神農氏被視作推動農耕發展的關鍵人物，其對農業生產技術的革新與傳播，從根本上改善了先民的生計模式，為中華民族的延續奠定了物質基礎。因此，神農作為農耕文明的符號與象征，是構成中華文明根基的核心要素，深刻影響著民族文明的形成與演進。
　　方勤：炎帝發明的琴，在推動中華民族邁向文明時代、涵養精神文化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。從考古發掘視角來看，這一文化傳承有著令人矚目的實證。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古琴，均出自環大洪山區域，如郭家廟遺址、曾侯乙墓出土的古琴實物。
　　?三、隨州曾侯乙編鐘：先秦“禮樂文明”的最高成就
　　鄭曉云：隨州出土的編鐘及其他樂器，絕非孤立的藝術現象。編鐘藝術能達到巔峰，背后是深厚的文化積淀——它既源于人們對審美與音樂的不懈追求，也依賴作曲家的創作、精湛的樂器制造工藝，以及專業的演奏人才。正因如此，隨州曾侯乙編鐘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實至名歸。
　　音樂作為禮教與教化的重要載體，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。隨州出土的編鐘與其他樂器，正是當地古代社會文明發展達到較高層次的有力證明。
　　劉禮堂：隨州出土的編鐘歷經2400余年的塵封，重見天日后仍具備演奏功能，成為連接古今文明的重要紐帶，有力推動了古代與當代文明的對話與互鑒。其工藝水準與藝術價值，在世界藝術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　　編鐘上鐫刻的文字與音律體系形成“音”“獻”互證，開創了音樂文獻互證的先河，在中外音樂文獻史上獨樹一幟。從人文、歷史、藝術到科技等多個維度，隨州編鐘均展現出世界一流的水準。
　　方勤：曾侯乙編鐘并非單一樂器，而是包含編磬、琴、瑟等的完整音樂體系，這一發現印證了自炎帝發明琴以來，音樂在中國文明發展歷程中始終占據重要地位，彰顯出中華文明傳承的連續性與系統性。
　　編鐘銘文記載的十二平均律、黃鐘大呂等音樂學知識，展現出古人對音律科學的深刻認知。在與古希臘、古羅馬同屬人類文明高峰的軸心時代，曾侯乙編鐘以其精湛的工藝與深邃的樂理，成為這一時期東方文明的重要見證。從藝術造詣與科技成就雙重視角審視，自炎帝時代綿延5000余年，至編鐘誕生的2400多年間，中華文明實現了藝術與文化的深厚積淀與持續傳承。
　　?四、炎帝文化是長江文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
　　鄭曉云：中華文明起源早期，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共同構筑起文化根基，長江文明作為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，炎帝文化在其中占據關鍵地位，也對黃河文明產生深遠影響，有力推動了中華文明的整體發展進程。
　　在當代社會，炎帝文化的保護與傳承具有重要意義。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，結合時代需求進行創新闡釋，不僅能夠明晰其在中華文明中的價值，更能強化其作為中華民族共同標識的作用。炎帝文化與黃帝文化一起構建起民族身份認同的精神紐帶，正是基于對炎黃文化的認同，中華民族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與歸屬感，確立了統一的民族意識。
　　劉禮堂：在當代語境下探討炎帝文化，對研究長江文明具有重要價值。炎帝神農在中華文明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，其貢獻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的走向。
　　炎帝神農文化中蘊含的創新精神、民生關懷與實踐智慧，對當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具有啟示意義。深入研究炎帝文化及其與中華文明的內在聯系，對于傳承、保護、活化和利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，推動文化繁榮與社會發展，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。
　　方勤：炎帝作為長江文明的重要象征，在長江文化與文明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。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湖北時，明確提出加強長江文明溯源研究與傳播展示的要求。貫徹落實這一指示，需深化炎黃文化融合研究。中華文明本質上是黃河文明與長江文明交融的產物，炎黃文化則是中華文明的核心代表。
　　新時代背景下，既要深入挖掘炎黃文化的內涵，又要創新傳播展示方式。依托國家考古遺址公園、長江文化公園等載體，將其打造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炎黃文化的重要陣地。通過系統的文明研究與生動的傳播實踐，吸引更多年輕人走進中華文明，領略其深厚底蘊與獨特魅力。